根據考古發現，中國養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河南省許昌博物館陳列著一件東漢時期的灰陶豬圈，說明那個時候人們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養豬的技術。

東漢灰陶豬圈展現古代家養豬的居住環境

“從原始社會起，豬就是主要的家畜，也是財富的象征。在漫長的歲月中，豬與大多數家庭密切相關，‘家’這個字拆開來看是寶蓋頭下面一個‘豕’字，‘豕’在古漢語中指的就是豬。”許昌博物館保管部主任陳文利說。

許昌博物館收藏的東漢灰陶豬圈呈圓形，直徑27.3厘米，屋頂長9.1厘米，寬8.9厘米，高18.3厘米。除了陶豬圈外，該館還收藏了形態各異的漢朝陶豬。陶豬與陶豬圈組合在一起，真實再現了漢朝“佩奇”的居住環境。
 
注意到，許昌博物館收藏的陶豬圈外形完整，與豬圈連著的小屋就是廁所。這種豬圈與廁所合二為一的建筑形式有很多優點，可以使污染源集中，便于清理；雙層的建筑結構可以節省空間；人的排泄物作為豬食的一部分，可以節省飼料；豬糞還可以用來積肥。

在漢朝，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當時肉類食品的比重大為增加，種類也較為繁多。其中豬肉是人們經常食用的肉類之一，在各地漢墓出土的壁畫、畫像磚和畫像石中，宰豬的場面比較常見。由于豬在飲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豬的飼養日益受到重視。這件灰陶豬圈模型就是當時人們養豬場景的生動再現。

漢朝豬圈積肥是農家肥的重要來源。人們常常把稻草、谷殼之類撒進豬圈，利用豬的踐踏，與豬糞尿和人糞尿混合積成優質圈肥。此豬圈模型就反映了這種積肥方法。同時，把廁所和豬圈合為一體，不僅有效利用了空間，兩個污穢之地集中一處，也減少了污染源。

為了養豬積肥，聰明的古人設計和建造了多種形式的豬圈。漢朝的豬圈常見的有獨立式的豬圈、與廁所連接的“連茅圈”和與作坊連接的豬圈。這種“連茅圈”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遍布中國的廣大農業地區，對古代農業生產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

“佩奇”與人類和諧共處已有數千年

中國養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中已發現距今約9000年的家豬骨骼。距今7000年—6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和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中，家豬骨骼占很大比重，并有陶豬出土。

“在河姆渡文化遺址發現的動物骨骼中，豬骨占大部分，說明豬肉是河姆渡人的主要肉食來源。”陳文利說。該遺址出土過一只陶豬，四肢短小，軀干部分占比例大，頭占比例小，更加接近家豬的體型，說明此時古人已經對野豬進行了較長時間的馴養。

到了商朝，養豬就更普遍了，并開始出現對于養豬的記述，甚至出現了專門的育種人員。根據古籍記載，商朝有“豕人”這個官職，是專門負責豬的選育的，還有“牧人”，是負責喂豬的。在這一時期，豬的相關文字在漢字中也開始增多，例如母豬叫豝，公豬叫豭，養豬叫豢……帶“豕”字旁的字特別多，都是跟豬有關的。

周朝時，記錄養豬的文獻就更多了，《周禮》《禮記》《爾雅》《說文解字》《方言》等許多古籍中，均記載了豬按照年齡、毛色、性別而區分的諸多名稱。

在漢朝，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養豬已不僅為了食用，也為積肥。西漢以后，為了積肥，人們設計建造了各種形式的豬圈。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養豬業的發展和經濟文化的不斷進步，養豬經驗日益豐富。北魏《齊民要術》對于養豬的記載有：“圈不厭小，圈小則肥疾；處不厭穢，泥污得避暑。亦須小場，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隨時放牧，糟糠之屬，當日別與。八、九、十月放而不飼；所有糟糠，則蓄待窮冬春初。”說明當時人們養豬時已經將放牧與舍飼兩者密切結合，放牧可以節約飼料，而把有限的精料，用于冬春的舍飼期。

隋唐時期，農耕文明下的原始農業和原始畜牧業兩大支柱開始形成。到了宋朝，東京汴梁城每天食用的豬肉都達到了上萬頭，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唯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南薰門）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頭，止數人驅逐，無有亂行者。”可見汴梁人對豬肉的需求程度和宋代養豬業的發達程度。

我國的養豬業歷史悠久，漢朝流傳下來的二合一的豬圈廁形式經濟環保，因此一直被沿用下來。直到近代，我國北方的部分農村還有這種豬圈廁。

陶豬圈反映了漢朝“事死如生”的厚葬禮俗

東漢提倡孝道，盛行厚葬，隨葬品大到房屋建筑，小到日常各種用具，只不過多用模型代替，這種用于隨葬的模型被稱為明器。

陶豬和陶豬圈是漢朝墓葬中比較常見的隨葬明器。“漢朝有‘事死如生’的觀念，不僅表現在墓室形制結構模仿現實中的房子，而且在隨葬品方面也盡量做到應有盡有，就是將墓主人生前所用器具、物品隨其一起下葬，使墓主人在另一個世界仍可以享受生前的生活。”陳文利說。

古時候，人們相信人死后靈魂不死，并向往在另一世界繼續生活，所以自古以來就有以物陪葬的習俗。一些體量小的銅鏡、刀、缽、罐等生活實用器容易放置墓室，有些器物體量較大，不能放入墓室，但又必須作為隨葬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智慧的古人便依其型制作縮小版的模型器用于隨葬，文獻稱之為明器。《禮記·檀弓》記載：“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意指明器雖具備外形，但不具有實用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漢承秦制，休養生息的國策促進了戰后經濟的恢復，兩漢在400多年的時間里，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發展生產的措施。鐵制農具和牛耕廣泛使用，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區田法相繼誕生，生產技術的進步推動了農業的迅速發展。這一時期，社會比較安定，人們生活比較富足。

到了漢朝后期，厚葬之風漸衰，人們逐漸領悟到“人死如燈滅”，用不上什么實物隨葬品。基于這樣的認識，出現了許多仿制的象征性隨葬品，也就是采用替代品陪葬，如漢墓出土的各種農莊、陶樓、陶院落、陶狗、陶壺等，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日常生活，同時也透露了當時的建筑形式。而由于大量生產的結果，使得許多不是上層階級的人也負擔得起，所以陶制的隨葬品在漢朝相當盛行。

許昌博物館收藏的東漢灰陶豬圈雖然是一件隨葬明器，卻也保留了現實生活中圈舍的一些特征，如屋頂的構造、通道的建造、圈廁相通等，讓后人可以直觀地看到漢朝田園生活的一些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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